优短文提供的《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精选4篇），经过用心整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 篇1
计划在这段期间把家里买了还没来得及看的书读一读，第一本就拿起了《浩荡两千年》。该书是这一系列按时间排序的的第一本，从先秦时期开始讲到那令人屈辱的1840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读罢本书，只觉兴替轮回中是平淡中的惊心动魄，心情复杂而惋惜。
从先秦至晚晴的商业史，是“市场经济”在“中央集权”阴影下的艰难求生。前者活跃，而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后者强势，则前者沦为官商经济的附庸；而中央与地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火连连、生灵涂炭。如此循环往复，中华宝地在各个野心家的觊觎下，满目疮痍；在平和安稳中，又能顽强再生。
我激动于历史长河中奇才的聪明才智，古代中国已有许多现代概念的雏形。比如：“四民分业”的专业化分工雏形；“交子”作为现代纸币的雏形；“扑买”作为承包制的雏形；“飞钱”类似于汇兑业务；货币机制的“银本位”的概念，并有计划的控制货币M0的发行以及参股、分红等股份制的概念等。
我惊叹于在先秦、大汉、盛唐、宋朝时期，中华大地的城市化率原来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亦喟叹于在这些先进的经济理念却未能得到延续而避免中华大地被鸦片和大炮轰开国门。原因可以说是思想禁锢，儒家思想对于“利”“义”之泾渭分明，没有人有兴趣将这些思想汇集为系统理论。可以说是国情限制，若商业繁荣，则千万人民去农从商无法温饱，从商者向来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财产被褫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从商者没有必要专注本业创新，即使在原始的生产能力下，因为庞大的人口和内需，也能实现惊人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可以说是统治者的无知，为避海乱封锁外贸，自发转身背向新时代的浪涛；可以说是商人的懦弱，对鸦片贸易的纵容以及对当权者的依附。
后来者写书读书，不免带着上帝视角“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但事情的发展本就不像电影，有背景音乐和特写来告诉人们已来到盛衰的重要转折点，身处其中的民众、商人、相邦、统治者，也只是一个个普通人，在目力所及范围内可能已经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因竭力进取而衰落相比不思进取而衰落，前者是否更让人唏嘘呢？
最后，对鸦片战争的性质，书中写到“中国学者大多数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将鸦片战争视作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未免对我国演进的反思还不够深刻，但即便如此，这仍是导致丧失主权的侵略战争，而非冠冕堂皇的“好心好意”。我坚持，错误的事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不能因其他理由而美化，就像家暴就是犯罪，而不能被美化为“帮你学会怎么做一个好女人/男人”。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 篇2
买来吴晓波的经济史三部曲，我首先读了最晚成书的《浩荡两千年》。从春秋齐桓公时期管仲变法，到闭关锁国的晚清被打开国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众多工商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散场后却多数面目模糊、事迹难考。
正如费正清的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以中国人的聪慧勤勉，擅长经商的自然不在少数。然而历史的一个循环是，商人一旦积蓄起财富，便往往被国家以“均贫富”的名义“合法抢劫”，生杀予夺总在顷刻间。至于盐铁等暴利产业，或是由国家直接垄断，或是必须拿到国家特许才能经营；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打点政府关系，或干脆直接成为官员。加之儒家传统对商人极度轻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费正清的一句话读来甚是凄凉：“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在这样一个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变法”，从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到王安石，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核心却脱离不了与民争利。每个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宽松——过度——管制——凋敝的轮回，两千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从未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
在我看来，《浩荡两千年》不只是经济史，也是国运史。在书的第一部，我们震撼于从春秋至魏晋间一个集权帝国的横空出世；在书的第二部，我们自豪于从隋唐至宋元间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在书的第三部，我们痛心于中国的封闭，当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国只是执拗地背过身去。
当统治者认定维稳压倒一切，几百年间一成不变地要求人民“男耕女织”；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私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当现代民主法治从未萌芽，国家对人民毫无契约精神……生产关系的落后，终于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相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愈加发展，明清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是愈加倒退，离世界愈加遥远。
缠绕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官商经济，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了。那么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又如何呢？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 篇3
买来吴晓波的经济史三部曲，我首先读了最晚成书的《浩荡两千年》。从春秋齐桓公时期管仲变法，到闭关锁国的晚清被打开国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众多工商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散场后却多数面目模糊、事迹难考。
正如费正清的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以中国人的聪慧勤勉，擅长经商的自然不在少数。然而历史的一个循环是，商人一旦积蓄起财富，便往往被国家以“均贫富”的名义“合法抢劫”，生杀予夺总在顷刻间。至于盐铁等暴利产业，或是由国家直接垄断，或是必须拿到国家特许才能经营；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打点政府关系，或干脆直接成为官员。加之儒家传统对商人极度轻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费正清的一句话读来甚是凄凉：“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在这样一个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变法”，从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到王安石，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核心却脱离不了与民争利。每个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宽松——过度——管制——凋敝的轮回，两千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从未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
在我看来，《浩荡两千年》不只是经济史，也是国运史。在书的第一部，我们震撼于从春秋至魏晋间一个集权帝国的横空出世；在书的第二部，我们自豪于从隋唐至宋元间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在书的第三部，我们痛心于中国的封闭，当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国只是执拗地背过身去。
当统治者认定维稳压倒一切，几百年间一成不变地要求人民“男耕女织”；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私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当现代民主法治从未萌芽，国家对人民毫无契约精神……生产关系的落后，终于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相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愈加发展，明清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是愈加倒退，离世界愈加遥远。
缠绕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官商经济，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了。那么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又如何呢？
《浩荡两千年》的读后感 篇4
我一拖再拖实在不知道这书评怎么写好。一来他梳理的是历史，从商人的角度；二来跨度太长，不知从何说起。从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李隆基、刘晏、赵匡胤、王安石、朱元璋到清朝落寞，一一数来，沿着历史的印记，跌宕起伏。商人一直被“鄙视”，直到王阳明、顾宪成始为其正名，商人开始有了独立意识。
但终究逃不脱依附国家的依赖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明那样做完全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可是放回历史，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未来的。统治者思考如何长治久安，如何平衡各集团的势力，在放放收收中走出了独步天下的制度模型。
致使今后的每一步局限都很大。其实可能是有希望改变这一切的'，答案在《跌荡一百年》里。我无法给你一个高度概括，不如去看，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