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短文提供的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精选4篇），经过用心整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1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2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了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首先，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其次，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统一到郡县的统一，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该书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书中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国史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钱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可以从历史汲取经验和智慧。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3
《国史大纲》是一本简要的中国通史，跟我们之前读过的《中国史纲要》有一点相似，但二者的侧重点完全不在一个地方，从目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史纲要》着重讲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包括这一时期的衣食住行；而《国史大纲》则更为严肃，围绕一朝政治，兴起灭亡。
另外，作者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中国史纲要》的作者翦伯赞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每个时期有代表的地方都会自然地提及，并配以实例和自己的讲述，像一本历史故事一样；而《国史大纲》完成于抗战年代，所以书中字字透露出了作者钱穆的忧患情绪，他像一个历史的诉说者，把最主干的部分立在那里，用迫切的话语唤醒人们去改变，更加醒目，更加清晰。
例如书中有一段钱穆痛切警示国人的话语：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读到这里仿佛感觉到，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政治书了。读它的收获不在于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概况和特点，对问题的分析、对精神的培养、对当今的警示恐怕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更大收获。
有人说近现代史有许多大家，但要真想读，就读钱穆。这句话我很赞同，虽说之前也看过《中国史纲要》，虽然同是中国通史，但带给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同样是关于历史的介绍，从钱穆的介绍中，我们除去历史，还能得到更多关于哲学、政治、价值之类的东西，他是一个真正关注学术的人，真正学养深厚，融会贯通，他把对中华民族的`热忱记录于纸背，用历史作为嘴巴，讲出心底的感情，讲明未来的政治。
价值决定人生，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人生。钱穆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学术深厚，态度也端正，只有学品人品都值得夸赞的人才可以称作大家，在我心中，钱穆是这样的一位大家，我读他的思想，渴望从中获取一丝的领悟，渴望受到他一丝的影响。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 篇4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看了忘，是现在的状态，多亏还有每天的去打卡可以回顾一下，要不然，一轮过后还真就记住了一个书名。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