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短文提供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精选4篇），经过用心整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篇1
读这本书其实很意外，有一天偶然听喜欢的作家推荐的社会学的入门读物——其实或许不能算是入门了，就像在去学武林秘籍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武功基础一样,所谓的入门，也是指那些对社会学有一定了解的人。
而且，像这种理论性的读物难免枯燥，但每读一页就被作者折服一些-想起不知道在哪里看过的，最优秀的小说家并不是中文系教出来的，而是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社会学家,学中文只能教给人写作技巧，而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需求，真正写出能打动人的作品，写小说，单单有写作技巧是不够的。
还有就是读译本的一点好，也算是不好,它的前言后序都特别多——译者有话说，作者也有话说，担心你看不懂而错过了这本书的爱好者也有话说，这样，读者看起书来就并不纯粹了，因为带了太多其他人的看法，他们因着自己的喜爱和热情，真诚地推荐。而这些推荐，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邀约，它能影响你对于这本书的看法和态度，世界上那么多人，没有人会完全认同另一个人的所有想法，但是会波别人的想法所影响，在看了推荐和序之后很容易先入为主，会有一点点影响你本身对书的看法和态度。
只是名著和大家作品大都如此了，经由人推荐再去读和自己在书海里发现的，终归是不一样的。
书是断断续续看完的，说是入门，其实也不算简单了，对这本书最大的想法就是——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变迁，时代如何不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只是因为它具有永恒的意义。
那些聪明的通透的作者学者们留下的作品那么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篇2
最近在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时我注意到这个观点：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就会成为社会学的现象。书中他举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喝咖啡的问题，人们喝咖啡，什么时候喝，喝多少，跟谁喝，喝咖啡的目的，咖啡的生产和销售等等，种种社会存在都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身份、阶级的变化而不同。
米尔斯又说，社会学是社会生活复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尖锐化的产物。他指出，在古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也不需要社会学。我个人的观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类的生产生活的活动都会因为知识的积累而发展，或者说是复杂化，因为我个人认为，人类本质上的追求还是没有变化。人们在生活变得复杂的同时，自然也会觉察到不同的复杂体之间，或是一个复杂体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并且又由于人们的智慧在日益的增进，所以就会有人探索和解读这些社会问题，试图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解决这些问题。而社会学研究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门科学。就如书中所说孔德创立社会学说根本目的不是填补学科空白，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探寻认识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才是其根本目的。因为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需要一门科学解释并解决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阶段。
所以说社会学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同时，因为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学科也会继续发展。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当然是会不断的复杂化，矛盾会不断地增加。就像书中说的那样，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各国的努力下，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发展迅速，社会学这一学科已在世界各国扎根、成长。
也许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到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但这毕竟离我们的社会太遥远。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是，人们的思想逐渐多样化，人们之间的沟通也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就像先前所说的，不同的复杂个体之间可能会产生碰撞，需要调节，复杂的个体内部同样也会产生矛盾，需要寻求调节。单从这个方面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就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求发展。
当然，在人们的理性思维控制下，社会的发展应该不会最终是不至于因为矛盾的不断发展和多样化而走向灭亡。而这应该就是社会学研究发展有其重要地位的原因。社会学的产生即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而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多样化和复杂化地同时，社会学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有可能会向不同的形式扩展，比如运用到学校教育中。
我想象这样的发展，最终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是社会多样化发展，人们可以及时的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并始终有相关的专业人员能够及时有效地帮助解决问题。这样，不仅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又会进一步深入。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篇3
米尔斯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讨论主题，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也就是他所说得：社会科学久而成习的偏向。
第一种偏向：
宏大理论。作者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例，转述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以示证明其语言长篇大论的晦涩和难懂。作者认为这只是对概念的组合和分解。由此作者提问？宏大理论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词还是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答案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不过埋藏得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为问题变成：当宏观理论中排除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什么呢？
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和判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宏大理论中发现一些让我们有点迷惑的问题：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化合控制手段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呢？这是帕森斯没有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他静止的看待问题，无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没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迷惑二：是什么东西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呢？答案不止一个，那是因为各种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程度和类型有深刻的差异。实际上，根据不同整合方式我们可以构想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过分强调共享价值的单一效果，缺乏系统系的经验研究，当我们把这种宏观理论放在历史的真实上，会发现该理论的概念是多么无关痛痒。
不过，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
第二种偏向：
抽象的经验研究。抽象的经验研究是对方法论的抑制。研究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固步自封在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中，仅仅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骤中。就其研究结果而言，经常堆积成繁多而琐雪的细节上，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忽略了任何值得研究和确信的东西，除了形式，什么都没有。简单说，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他们仅仅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其问题、内容和领域。
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此类研究花费昂贵，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在研究时常常考虑提供经费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的问题是分散且大量的。对此类研究的简单相加的总和，绝不可能达成对于国家的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他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
假如真的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我们的情况真的是糟透了：就其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
第三种偏向：
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要评判社会科学各种学派中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先确认各种政治价值和学术论题，因为只有知道它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把问题陈述清楚。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能从自己信仰的东西里推导出应该如何行动。现在不管社会科学家自己是否真得愿意，或是真得知道什么结果，投身社会研究并出版成果的人要合符道德的行动，并且一般地也要涉及政治。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社会科学家随波逐流，没有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判断。其实这种选择不会让人太人心烦意乱，因为大多数研究着都是为大公司、大集团利益直接服务。研究也就同样被科学家和其他人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研社会科学不必然与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林提有关，这种相关包含在社会科学的多样化和混乱之中。我们必须搞明白政治意义是什么？
政治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的适用性，由于美国社会中经常出现分散的研究，对于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导致这些社会科学家经常与具有权威的部分或组织相处在一起，在这个时候研究者往往被利益集团掌握，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掩盖事实的评判，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希望每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新适用性。保守的适用性或是叫旧的适用性，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口号；而新的适用性是指为在经济、政治、军事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的大制度目标而服务。自由主义更成为一种福利国家对社会服务的行政管理，人们在现代工业中的工作是在等级制度下完成，生活节奏和常态是用理性与非理性，高效与低效来形容，很多人更像是马克思所说的“被异化”的人或是韦伯所说的在“铁笼里”的人。然而，这些利益组织和团体却正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同样的是，美国的学术职业不能使人满足于学术生活，这一职业的声望一直未能与所付出的经济上牺牲相适配；学者们的生活往往一团糟，而许多学者的不满足由于发现远不如自己聪明的人却在别的领域获得声望和权力而加剧。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允许他们采用新的实用性，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转换，也不必有政治上的罪责感。
第四种偏向：
科层制气质。米尔斯说，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并且将会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度相当程度上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的方法；它能够吸引大批人的眼球在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提供给他们前程光明的工作。科层制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其实看上很简单，由于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监控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制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
如今抽象经验主义已经为科层组织所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如果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他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的政治前景构成巨大威胁。
第五种偏向：
科学哲学。作者对于理论与方法宏观模式进行严厉的批判，一个研究者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其事。米尔斯认为，每个人在研究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而不是通常从某种自然科学哲学形成。科学哲学式这种小把戏和其他类似的'规则，更容易导致科学不可知论而非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社会科学者不应该采用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型，来富有成效地累积和发展他们的科学。因而，对问题的阐述应该包括对一系列公众论题和私人困扰的明确关注；并且这些阐述应该开启对环境与社会结构间因果联系的探求。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 篇4
“他是激进传统的激进纠偏者，是对社会学课程满腹牢骚的社会学家，是屡屡质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既倡导个体手艺也呼吁民众行动的辩护士，是深怀绝望的乐观主义者，是充满干劲的悲观主义者。”吉特林的这段话或许是对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很好刻画。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米尔斯短暂的一生，留下的作品中，或许《社会学的想象力》最为人了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米尔斯的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名声在外，甚至成为一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入门必读书目，但或许正如本书中文新版译者李康老师所说，“它不是面向大一新生，而是面向所有打算回顾一下自己或长或短、有深有浅、间喜间悲的社会学生涯的学人。”因此，“它不是人云亦云者所荐由零开始的入门教程，也不是半通不通者所见一切归零的解构檄文，而是将悟未悟者所鉴重整积累的反思读物。与其说它能教给你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如说它更能提醒你什么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如果只是将其理解为米尔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主流的批判和反叛，或者认为他通过此书“确立”了一种独特社会学方法论，或许都是对本书的误读。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自身，这也是社会学的经典理论预设——无论它被称为结构与行动还是个人与社会。
米尔斯敏锐的观察到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曾整理出来三套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决断论、科技行政及实践论。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决定乃是多余的。决策的前提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行成形，并受技术可行性的支配，却对技术可行性本身没有置喙余地，政治领导于是变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参与甚至说不上是由民意来直接表达赞同，而是完全沦为接受技术上的必要。至于实践论的模型，既不怀疑就技术与实践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探讨的可能性，同时，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也未消失，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的沟通，成为了一种公认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的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生开通的互动。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成学术的问题，而这些学术的问题一旦获得厘清，又可以用学术信息的形式，回馈给具备了解能力的公共领域。在这种意义上，米尔斯的看法或可归入第三种模型。
作为韦伯著作的英文翻译者，米尔斯的这本书中时现韦伯思想的痕迹。韦伯指出“理性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米尔斯同样认为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试自身的能力”，人们无法看清自己面临的处境，深处一个“焦虑与漠然”的时代，或者说是所谓的“大众社会”，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分析个人所处时代的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的交织，理解并把握自己的境况。
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由过去的历史塑造，那么在理解我们面临的“公共议题”时就不能忽视历史分析，借由“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透过对历史结构中权力的分析，跳出工具理性造就的“铁笼”，重拾人类理性和自由的价值。而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在个人生命体验与学术生活的激荡之中，反思作为一名学者的定位与志业，向人们指出那些想当然的思维危险。换言之，用米尔斯在《治学之道》文末的话来说，就是“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